平壤,晚上9點左右。我和我在朝鮮的看管人S的車開進了清流館空蕩蕩的停車場,這家餐館位於寧靜的普通江畔。那是2017年的春天,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是旅行禁令生效之前最後一批訪問朝鮮的美國人之一。那是我五年來第五次訪問這個國家,大家都認為美國遊客很難去朝鮮,這促使我抓住一切來這裡的機會。前三次我是以普通遊客的身份旅行,出奇得容易(儘管會遭到嚴密的監控和管制);然後是2016年的夏天,我報名參加了金亨稷師範大學(Kim Hyong-jik University of Education)為期一個月的沉浸式朝鮮語課程。現在,我又回到朝鮮,白天另外再上两週的語言班,晚上則悄悄在酒店房間裡為我要寫的書做進一步的筆記。
這是不到一年的時間裡,26歲的S第二次被分配來照看我,已經變得像個朋友了。來到這個國家幾次後,我聽說年輕的情侶晚上會經常到普通江這一段散步。「我們來這裡約會嗎?」我開玩笑說。
S笑了。「是的,沒錯,」她說。「我們今晚和K同志有個約會!」
K(在本文中,我用名字的首字母來指代幾個關鍵人物,以免他們及其親屬遭到報復)是安排我此次訪朝行程的國有旅行社的負責人。他曾提議帶我去他最喜歡的餐吧喝上一杯,那家店位於平壤東部,不遠處就是主體思想塔。蠟燭形狀的塔高達170米,櫻桃紅色的火焰燈徹夜點亮。金正日在1982年下令建造它,作為送給他父親、朝鮮開國領袖金日成的70歲生日禮物。
在平壤,司機得持有特別許可證才能在晚上11點後在外面逗留,9點出門感覺已經晚了。我們下了車,去欣賞晚春的夜景。除了S和I,還有分派給我們的另一名嚮導P,以及司機。通常來說,導遊的任務是照顧一大群人,但因為負面消息層出不窮——那是朝鮮與西方關係最糟糕的一段時期,新聞裡全是試射導彈和監禁美國大學生奧托·瓦姆比爾(Otto F. Warmbier)(他在朝鮮被監禁17個月期間陷入昏迷,後來死亡)之類的消息——本來就不高的旅遊數字更是出現了暴跌。在接下來的两週時間裡,我將是他們負責的唯一外國人。
經過除了我們之外空空蕩蕩的停車場,我們看到十來個人影在一輛敞開式卡車後側和河之間穿梭,他們在把似乎是太陽能板的東西卸下,搬到河邊,讓它們漂浮在平靜的水面。我之前已開始注意到市內許多公寓陽台上的太陽能板——對有經濟能力的人來說,這是解決電力短缺一種便利的方法——因此也知道,放在水上是一種給它們降溫的辦法。但是由於數量很多,看上去就像是讓這些太陽能板浮在水面作展示,彷彿它們是待售的商品。正當我納悶看到的到底是什麼時,P對著她的朝鮮同胞高叫起來:「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我歡快地附和道。陪同的人立即止住了笑,低頭看向地面。他們一時間忘了我是個學語言的學生:jangmadang是我不該知道的一個詞。
Jangmadang通常翻譯成「集市」,是指所謂的「艱苦征程」時期出現的非官方市場,後者是朝鮮政權給整個90年代中後期困擾這個國家的饑荒的正式名稱。起初它們是非法市場,朝鮮人賴以獲得其月度配給的公共食物分配體系崩潰後,這種市場蓬勃發展起來。在金正日統治後期,政府開始勉強接受它們的存在,並採取措施予以監管:徵收攤檔租金,控制價格,並對出售的貨物加以監控。在金正恩治下,針對民營企業的這類限制措施已經幾近取消,jangmadang不再是形成初期的那種促狹的集市攤檔,而是大量合法、非法、半合法的市場,售賣各種商品。從近年的脫北者和僑民口中可以了解到,如今在朝鮮,只要有錢什麼東西都能買到。但由於政府尚未想出與這種新興資本主義形式公開和解的方式,和外國人談論jangmadang被認為是一項禁忌。
這真可惜,因為jangmadang的興起可以說是朝鮮近些年來意義最重大的里程碑。過去幾年來,全國的經濟發展來源於此。朝鮮人或許被禁止同外來人談論這個,但他們不再怯於炫耀自己的消費習慣,任何在近幾年目睹過平壤街頭展示的人都會認同。對於一個完全與外界隔絕、半數民眾挨餓的國家,萬寶龍手錶、雷朋太陽鏡和巴寶莉時裝很難符合對它的刻板印象。儘管極端貧困仍在困擾大量人口,朝鮮社會不再是貧與富的簡單畫面,而是擁有日益多樣化、複雜化的多個社會經濟階層。日益壯大的上中產階級在平壤最顯而易見,但其它地區也出現了暴發戶階層,如港口城市清津以及和中國接壤的許多地方,那裡合法和非法貿易在繼續繁榮發展。
我在和嚮導們的尷尬沉默中煎熬著,努力想要重新開始談話,但想不出從太陽能板這個話題能引出什麼有意思的東西。一個人影漸漸朝停車場走來,使我得以擺脫獨自掙扎。那是個37歲的男子,身穿杜嘉班納(Dolce & Gabbana)法蘭絨襯衫,腳蹬熒光色耐吉鞋。若不是胸前鄭重地別著印有金日成和金正日笑臉的胸章——朝鮮所有成年人都必須在公共場合佩戴這種胸章——我意識到,他很容易會被當成一名韓國同胞。
「K同志來了,」S嘆著氣宣布道。「終於。」
艱苦征程的成因有很多,但很可能主要原因在於1991年蘇聯的垮台。在朝鮮戰爭之後的幾十年中,蘇聯給朝鮮提供了用以維繼政權的援助,如以人為壓低的價格出售石油,換取做工粗糙的朝鮮產品。對俄羅斯聯邦而言,與朝鮮繼續這種貿易援助在政治上毫無道理,更不用說在商業上。根據一項估計,1990年至1994年間,朝鮮和俄羅斯的年度貿易額從25.6億美元驟降至1.4億美元。之後數年中,洪水導致危機惡化,朝鮮經歷了災難性的饑荒,60萬至100多萬人因此喪命。
由於糧食短缺,政府無法通過配給計劃提供糧食,朝鮮人開始放棄官方的中央計劃經濟。全國各地的市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銷售各種各樣的東西,從食品、香煙、日用品到非法外國出版物應有盡有。根據丹尼爾·圖德(Daniel Tudor)和詹姆斯·皮爾遜(James Pearson)的著作《朝鮮機密》(North Korea Confidential),這些攤點通常是由中年已婚女性經營的,她們令人不安地「使國家捲入了市場化」,被迫向當地的黨幹部繳納「攤點稅」。2009年,在金正日治下,政府實施了一場災難性的貨幣改革,試圖關閉市場,並禁止國內市場活動。這引起了公眾的廣泛不滿,一名勞動黨高級官員被當作政府決策的替罪羊處決。儘管如此,朝鮮政權未能兌現餵飽國民的承諾,在某種程度上,jangmadang提供的灰色市場填補了這一空白。
如今,朝鮮有400多個被批准的市場,擁有大約60萬家商販。貨幣改革令許多商人失去了財富和積蓄,此後交易的首選貨幣變成了美元和人民幣。根據一項調查,大約90%的家庭支出都是在這些市場;它們實在太普遍了,以至於人們造出了「集市一代」這個詞,他們從小就知道有它的存在。在金正恩的領導下,市場活動得到容忍;而且正如我在訪問該國時親眼目睹的那樣,它們已經慢慢地進入了官方行業。
在密切觀察朝鮮的人士當中,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它的經濟正在經歷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韓國經濟學家金炳連(Byung-Yeon Kim)在2017年出版的《揭開朝鮮經濟面紗》(Unveiling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一書中,率先提供了有關這種轉變的確鑿數據。金炳連說,朝鮮非正式經濟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擁有正式工作工人的80倍。在國有企業中,大約有23%的員工同時從事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在朝鮮所有的企業中,至少有58%的企業僱傭所謂的「8/3工人」,他們為了不去上班並參與非官方的市場活動而向企業支付一定費用;這些資金對這些企業來說是一種重要的收入形式,幫助它們繼續支付正式員工的薪資。這種程度的系統性腐敗代價高昂:從1996年到2007年,人們用於賄賂的支出估計占家庭總支出的5.2%至10.7%。儘管存在普遍的腐敗,據一些人估計,在最新一輪制裁於2017年秋季生效之前,朝鮮經濟的年增長率超過4%。「朝鮮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實際上已經崩潰,」金炳連寫道。
更多關於朝鮮2017年經濟增長的報導
但這種轉變很難與該國自詡為社會主義天堂的形象調和起來,朝鮮一直在向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人民展示這種形象。韓國國立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碩士研究生彼得·沃德(Peter Ward)的研究重點是朝鮮經濟,去年夏天在朝鮮旅行了將近一個月,研究政府出版物和學術期刊。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該國頒佈了新的規定,解除了對「訂單合同」使用的限制,只要它符合國家的目標即可。沃德在他最近的播客中解釋說,訂單合同涉及國有企業與客戶協商制定價格。換句話說,它們是一種市場力量,只是換了一個名字而已。他解釋說,這種變化並不局限於任何一個部門;相反,在經濟的幾乎每個部門,供求經濟學都在被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和員工運用著。
每個朝鮮公民一出生都會被分配到一個被稱為「出身成分」(songbun)的分類,它對本人是保密的。在這個系統中,有三個主要的類別——忠誠、動搖和敵對——還有51個子類別作為限定。這個分類是決定公民一生際遇的主要因素。它和家族出身有關,基於一個人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建國期間——甚至更早——所做的事情。
那些在1945年朝鮮解放前與金日成在游擊戰中並肩抗擊日本佔領者的人,被賦予了最高級的出身;他們的許多後裔如今佔據著政府最高層職位。那些被打上「敵對」標籤的人可能是前地主的後代,可能是與日本殖民者合作的人的後代,也可能是在韓國有親戚的人或基督徒的後代;他們大多被派往朝鮮不適宜居住的山區,被禁止進入平壤或其他大城市,被迫以農民或體力勞動者的身份勉強度日,幾乎沒有任何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即使大多數朝鮮人不能明確知曉,憑著自己的居住地、祖先是做什麼的、從通常自上學期間就開始得到的機會和遭到的歧視,通常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出身成分是什麼。出身成分顯然是警察國家機構的一個明確組成部分,歷史上一直和朝鮮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聯繫在一起。有證據表明,隨著朝鮮進一步走向自由市場,這種政治階級制度也在受到侵蝕。
在2017年上一次訪問朝鮮之前,我在首爾花了3個月時間採訪脫北者。其中一位是2006年離開朝鮮、現年30歲的金範希(Bomhee Kim,音)。她的童年恰逢饑荒年代,在那段時間裡,她親眼目睹了出身成分制度是如何開始像這個國家一樣分崩離析。她告訴我,一切都始於1994年7月8日金日成的去世——好像伴隨著偉大領袖的去世,不可避免地總會有大規模災難。對當時只有五歲的金範希來說,這完全說得通。人們在全國各地的領袖塑像前舉行了大規模的悼念活動,紛紛落下眼淚。好像神也為之動容一樣,天降傾盆大雨,毀壞了那年的莊稼收成。
到1997年,國家規定的對金日成的三年悼念期結束的時候,在他的兒子和接班人金正日的領導下,宣傳口徑轉向了奮鬥與忍耐的訊息。朝鮮的薪資一直很低,低到幾乎沒有意義的程度;所有的必需品,包括食物,原本都應該由國家的公共配給系統提供。隨著俄羅斯撤走援助,配給很快就耗盡了。「父母告訴我,有一天,我們不再得到政府發的食物,」金範希回憶說。「從現在開始,我們不得不靠自己奮鬥了。」
金範希記得,她漸漸習慣了家鄉的地上和附近的山裡躺著死人的景象,人們會到山裡去尋找任何能吃的東西,包括老鼠和樹皮。公共分配製度崩潰後,飢餓的民眾別無選擇,只能違反憲法,開始自己做生意。
由於通往韓國的路被地雷密布的非軍事區阻斷,數不清的朝鮮人越過邊境逃往中國。中朝邊境也成了那些留下來的人的生存途徑,各種販子經常帶著食物、商品和現金,以及像DVD這樣的更非法的商品,在邊境上往返,實際上讓朝鮮人接觸到了更廣闊、更富有的世界。金範希家裡的地方離一座金礦很近,這時的朝鮮已經足夠腐敗,所以如果你認識合適的人,就能從礦工那裡直接買到金礦。她的父母以黑市價格搞到了未提煉的金子,在家裡進行提煉後,以官方價格將純金賣給邊境那邊的中國投資者,獲得了利潤。她的父親後來乾脆用錢賄賂領導,不再去上班——隨著經濟的崩潰,所有的行業都陷入了停頓,所以上班也沒什麼可做的。
朝鮮人的出身成分制度可能是決定其一生際遇的主要因素。隨著國家朝著自由市場的方向發展,這種制度可能正在逐漸消失。
朝鮮人的出身成分制度可能是決定其一生際遇的主要因素。隨著國家朝著自由市場的方向發展,這種制度可能正在逐漸消失。 Illustration by Sally Deng
與此同時,金範希的母親開始在jangmadang出售自製的食品。從朝鮮偷帶出來的影片揭示了這些早期市場的樣子,它們是在大城市泥濘的邊緣地帶或隱蔽小巷裡的原始集市,商人們把商品擺在地上鋪的油布上、或裝在普通的袋子裡,自己則蹲在或站在貨攤旁,如果有官員過來,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把商品兜起來跑走。無家可歸的孩子(他們的父母要麼死了,要麼拋棄了他們)自發形成了狄更斯小說裡那樣的幫派。他們會在集市上四處遊盪,從購物者的背包裡偷他們想得到的東西,分散小販的注意力,以協助同伴們偷攤上的食物。他們經常遭到毒打,甚至在與敵對幫派的戰鬥中被打死。還有一些孤身一人的孩子,有的只有兩三歲,人們可以看到他們從成堆的動物糞便中揀出未消化的玉米粒,當場吃下。金範希11歲的時候會在放學後騎單車去批發市場,用1000朝鮮元(按如今的非官方但普遍採用的匯率,約合12美分)買100塊糖,然後跟母親一起在偏遠農村地區的jangmadang上把糖果賣掉,賺取10%的利潤。
朝鮮的社會主義再也沒有從這種市場經濟的入侵中恢復過來。雖然出身成分從未消失——特別糟糕的出身仍是提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一大障礙——但現在,人們可以想辦法繞開它。與我交談過的另一位年輕脫北者能夠得到在平壤居住所必須的許可證,當然不是因為她父母的出身成分——他們的成分不壞,但也不太好——而是靠他們的錢和商業關係買來的。這位脫北者要求我隱去她的名字。她在中國邊境上的一座城市長大。在整個21世紀的頭10年裡,邊界的管理比今天更鬆散,這種市場非常繁榮。這名脫北者會彈鋼琴,曾夢想在首都學習音樂。雖然她母親的生意做得很好,但還是支付不起相當於1萬美元的賄賂,讓女兒進入朝鮮最好的音樂學院。所以她做出了次好選擇,與音樂學院的一位教授直接談妥。這位教授早就不再去上班,而是開始私下教授精英家庭的孩子。每月支付了食宿費和學費後,她可以住在教授家的一個空餘房間裡,在平壤學習鋼琴。
據金炳連在近期的脫北者中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政府僱員的平均月薪資略低於2200朝鮮元,約合26美分;而在jangmadang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為172750朝鮮元,約合21美元。(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些數字,平壤目前的大米價格是每公斤4200朝鮮元,約合51美分。)雖然歷史上的情況是,脫北者從韓國給他們仍生活在朝鮮的窮親戚們寄錢——這個情況類似於生活在美國的古巴流亡者——我已從幾名脫北者那裡聽到了近年來的一個新現象:富有朝鮮人每個月給他們在韓國讀書的脫北子女寄幾千美元。這些人屬於中上階層和上層,他們不只是在jangmadang賣東西,還在紡織和海鮮等行業用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價格從事貿易。
如今,在國有企業擔任管理職務的個人幾乎可以從事任何他或她想做的營利活動。這些活動都能得到政府部委官員的「批准」,這些官員本質上是一種拿回扣的商業夥伴,他們然後再給自己的上級送回扣,這種做法一直延伸到統治家族及其夥伴。一些報導朝鮮的記者把朝鮮政權比作收取保護費的黑手黨。
當我們的車越過寬闊的大同江上的大橋進入東平壤時,路口的紅燈讓我們停了下來,前面可以看到一座有弧線屋頂的長長的建築。「那是柳京健康中心,對嗎?」我問坐在副駕駛座上的K同志。
「是的,是的,」他點頭答道。
「街對面的那個呢?」我指著一幢有閃亮的藍色反光立面的新建築問道。「那也是柳京嗎?還是它有別的名字?」
K轉過身來面對著我。「你去過那裡?」他不相信地問道。那不是他的公司經營的旅遊線路上的正常一站。實際上,他並不知道外國人是否可以進到那裡。
我的確去過那裡,那是在過去的一次由K同志的競爭對手安排的訪問中。新健身俱樂部的設施令人印象深刻。一層的一個商店出售各種奢侈品:定製西裝、絲綢領帶、精美的皮夾、閃閃發光的勞力士手錶。一個零食店出售各種各樣的進口軟飲,包括越南包裝的可口可樂系列產品。與某些評論人士散布的觀念相反,這些不是只為給外國人留下好印象而擺樣子的地方,那天在男更衣室裡的20幾名顧客,看上去真的被我和選擇與我一起來享用這些設施的同團另外一名外國男子的突然出現嚇了一跳,這些設施包括傳統的朝鮮桑拿汗蒸幕,其豪華程度遠遠超過任何我在首爾偶然光顧過的地方,裡面還有一個帶有人工瀑布的室內游泳池。
K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這是……柳京健康中心的附屬。」他的用詞小心翼翼。「但這裡帶斜面屋頂和室內溜冰場的主樓……你也到過那裡嗎?那是給普通人用的。」
最近兩次訪問期間,我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聽到「普通人」這個詞。它通常帶有一絲貶義,顯然是指下層階級:工薪窮人,農民和勞工,那些沒有幸運地受雇於某個被認為可獲利且有地位的場所的人,那樣的話他們就得以進入街對面那樣的地方;它也指那些缺乏精明頭腦和關係的人,那樣的話,他們可能會在jangmadang的灰色市場世界或者國有企業管理高層中出人頭地。
我們的車開進了停車場。一間賣進口處方藥的商店和另一間服裝、傢具和家居用品綜合商店之間的一道樓梯把我們帶到了目的地,K同志最愛的餐吧大同江啤酒吧(Taedonggang Beer Bar)。裡面全是木、銅、鍍鉻的華麗裝飾,雅緻的昏暗燈光,身著禮服的調酒師。若非平板電視上正播放著牡丹峰樂團(Moranbong Band)的演唱會,而不是球類遊戲,我可能已經在想像自己身處芝加哥或波士頓某處的高檔體育酒吧了。
店裡客人不少,包括朝鮮的雅皮士,經過一天疲憊的工作後,他們鬆開了領帶和中山裝衣領。有一種當地說法形容這些人:dongju,即金主。這些人無疑不是「普通」人,雖然他們也代表著平壤民眾中日益壯大的一個比權貴低一級的群體:新富階層。他們不大會去市場看攤,而是從攤位收租,並在名義上受雇於官方部門的同時,參與jangmadang的其它經濟活動:從負責運送中國走私貨物的物流,到經營商店和企業,從這類貨品的銷售中獲利。
廣告
我的看守人們和我選了張桌子坐下,K同志則去吧台點了幾份啤酒和一份泡菜煎餅。S雖然名義上仍是導遊,但最近升到了管理崗位。我問她沒旅行團的時候她一天都在幹嘛,最近基本上都沒什麼旅行團。
她害羞地笑了笑,說:「噢,坐著,想想打發時間的新點子。辦公室的一些男同事《魔獸世界》已經打得很嫻熟了。」
像我見到過的大多數朝鮮人一樣,她不想過多談論她工作時一整天都幹了什麼,但根據我之前訪問朝鮮時她無意中吐露的內容,以及她無休止地響起的智慧型手機,我已經拼出了一幅朦朧的畫面。S的家庭遠非普通人家。她所稱的做「商人」的父親曾在海外某朝鮮大使館待過多年(K同志也是)。她和父親都會時不時出國到中國、非洲和拉丁美洲旅行(K同志也是)。她做廚師的母親經營著自己的餐廳,特色是歐洲和美國菜,並提供外燴服務。
有一次,S直白地問我在目前生活的德國是否有認識的生意人,這人要有比較大膽的作風,不太在意違反制裁。我問她感興趣的是哪類業務。她不假思索地提到了法國化妝品、IT服務(她告訴我她的兄弟是個天才程序員)、用於製作假髮的人發。「什麼都行,真的,」她說。
在金正恩2011年繼承權力之後,其政府的核心是所謂的「並進」政策:經濟和軍事(如核武器)同步發展。這在很多方面是他父親軍事第一政策的繼續,該政策不僅擴大了朝鮮常備軍的規模,還讓軍方要員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重權。但在2018年4月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金正恩宣布了一條令人吃驚的消息:「並進」政策正式結束。開發核武器的計劃已經完成,並取得了「勝利」。
雖然外界一直在爭論,金正恩在多大程度上想要棄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春季宣布消息之後,軍方高層出現了人員調整,可能表明金正恩的決定在軍方導致了某種不和諧,軍事機關也普遍出現降級。金正恩繼續宣布,向前邁進的唯一關注點將是發展經濟,同時啟動外交程序維護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除在新加坡與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進行簡短會晤外,金正恩迄今已和韓國總統文在寅(Moon Jae-in)進行過三次長時間的會談。文在寅曾反覆表示,他相信金正恩的意圖是真誠的。
[川普與金正恩下一次峰會指南。]
眾所周知,想弄清朝鮮政權的目的是什麼會很困難,但在經濟自由化與外交政策轉變之間,樂觀的解讀是,金正恩想要開放朝鮮。曾撰寫過多部朝鮮現代史專著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布魯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對這一問題尤為樂觀。「有史以來第一次,我開始相信,金正恩正朝著鄧小平1979年在中國選擇的方向邁進,」他對我說。「我認為他的理想是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使朝鮮可以用中國和越南的方式,對世界經濟開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1月以來與韓國和美國的外交動態背後的原因。我認為實際上過去25年來,這一直是朝鮮的目標,但他們發現很難明說出來:在蘇聯解體後,以某種方式讓美國來解決它的戰略性問題。」為讓經濟實現有意義的增長,朝鮮將需要美國和聯合國取消經濟制裁,允許朝鮮獲得商品以及尤為關鍵的資金。但正是基於這一原因,許多人對金正恩的舉動深表懷疑,鷹派朝鮮觀察人士認為這是要糊弄美國,讓它取消制裁,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東西。
問題仍然在於,鐵板一塊的朝鮮政治體系能否經受住市場經濟帶來的破壞力量。這個等式的關鍵可能是「金主」這些人已經讓自己成為一個複雜金融體系的組成部分。鑒於朝鮮公布的可靠數據很少,很難判斷到底有多少人屬於這個正在崛起的經濟階層。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正如金正恩已經開始依賴金主,金主也依賴於金正恩政權的生存。生於俄羅斯、在朝鮮讀過書的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認為,在蘇聯的垮台過程中,中產階級對體制的不滿發揮了關鍵作用,與此不同的是,金主擔心朝鮮政府的崩潰,以及隨後同朝鮮半島的統一,那將意味著朝鮮不得不與韓國這個全球經濟巨頭競爭,讓朝鮮人處於次一等地位或者更糟。他們充分認識到他們周圍的貧窮——以及他們中許多人是從「普通人」起家的事實——因此認為,維持現狀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金主很難被認為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階層;他們只是想讓政府不要管他們,這樣他們就能發財了。
喝了一輪啤酒後,K同志告罪說他不得不提前結束此次聚會。因為他第二天早上要去南浦出差。在我們起身離開之前,他送給我一件禮物:一個昂貴的打火機,上面印著千里馬的圖案,千里馬是亞洲神話中的一種長翅膀的馬,以驚人的飛行速度著稱。它令人想起金日成在1950年代末提出的千里馬運動,那是一場類似於中國的大躍進和蘇聯的斯達漢諾夫運動(Stakhanovite Movement)的大規模勞工運動,旨在通過「思想激勵」來刺激經濟的快速發展,比如給超額完成任務的人授予千里馬騎手的頭銜。此外,政府還鼓勵員工少喝湯,以減少上廁所的時間。千里馬運動被譽為朝鮮歷史的里程碑,但一些外部觀察人士聲稱,它所帶來的不過是疲憊、營養不良的朝鮮民眾和一系列粗糙、劣質產品,只是昔日政府經濟措施失當的又一個例子。
K還遞給我一盒綠色的香煙。「這是平壤的新潮品牌,」他笑著說,然後壓低了聲音:「精英就抽這個。」我大聲念出生產它的公司名稱:「Naegohyang」。我的家鄉。
在收銀台前,我打算買單,但K同志揮了揮手,從他的杜嘉班納襯衫胸前口袋裡掏出一疊厚厚的50美元鈔票,抽出一張拍在桌上。女服務員的手指在袖珍計算器上舞動,而後找錢給他,其中有美元,還有幾千塊印著金日成笑臉的朝鮮元。K同志滿臉怒容地把美元裝進口袋,把朝鮮元推回給女服務員,我們慢悠悠地走到停車場,司機正在那裡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