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亞裔美國人,你很可能聽說過一部名為《瘋狂的亞洲富人》的電影,改編自凱文·關(Kevin Kwan)同名暢銷小說。如果你不是亞裔美國人,也許你想知道,為什麼一部浪漫喜劇會令人們如此興奮。如果你告訴自己,這只是一部電影,你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有很多電影裡都有像你這樣的人。然而,對於亞裔美國人來說,一部電影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該片主演之一吳恬敏(Constance Wu)解釋說,《瘋狂的亞洲富人》和它的全亞裔陣容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對「豐富敘事」的渴望。
我在我的書《萬物永在:越南與它的戰爭記憶》中提出了這個想法。敘事的豐富性使好萊塢有可能拍出這麼多越戰題材的電影。不只是《現代啟示錄》和《獵鹿人》,還有《野戰排》和《全金屬外殼》和《第一滴血》。它們都以越南為背景,其中一些是優秀的藝術作品,但他們都是關於美國白人男子氣概的故事。越南人是這些電影中的臨時演員,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含糊不清地咕噥、嘟囔、呻吟、詛咒和喋喋不休,直到他們被解救、強姦或殺害。
但你可能會說,這些都是美國電影。當然,他們應該關注美國人。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黑人、拉丁美洲人、印第安人、婦女,當然還有亞裔美國人——他們都曾在美國軍隊服役——很少出現在這些電影中。
這很重要,因為我和其他大多數亞裔美國人在與「豐富敘事」相反的社會中長大,並仍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生活在一個敘事匱乏的經濟中,我們感到被剝奪,必須爭取講述自己的故事,抵制對我們的故事的扭曲或消除——因為許多美國人會把這些故事中亞洲人的樣子(通常很糟糕)轉接到他們遇到的任何亞裔美國人身上。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包括1961年的電影《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裡的日本房東,由齙牙、斜眼的米基·魯尼(Mickey Rooney)飾演,還有1984年《十六支蠟燭》(Sixteen Candles)裡操著濃重口音的外國學生龍德東(音),他至少是由亞裔美國演員渡邊戈登(Gedde Watanabe)飾演的。許多亞裔美國人看了這些描繪,不由得蹙起眉頭,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能會受到同學或隨便什麼人(包括成年人)的嘲笑,當著他們的面模仿眯縫眼、齙牙和口音。
這是一種匱乏敘事——缺少看起來像是我們的角色,而當那些角色看起來像我們時,並不具有真正的人性。
一種解決方案是改變講故事的方式。我記得18歲那年看了譚恩美的暢銷小說《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感到非常震驚和欣喜。我當時甚至都不知道還有亞裔美國作家的存在(她之前其實還有很多)。然後,王穎根據這本書拍攝了一部電影,有那麼一刻,亞裔美國人體驗到了豐富敘事——一本書和一部電影,充滿了複雜的、人性化的亞裔美國人物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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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喜福會》並不是我們希望中的突破。我們依然沒有亞裔美國人主演的主流電影。與此同時,好萊塢繼續與白人演員一起重拍亞洲電影,由白人演員扮演有亞洲名字的角色,讓白人演員擔任主演,拍攝發生在亞洲的電影。
教訓是,如果不能擁有一部分經濟,那麼僅僅說出我們自己的故事是不夠的。我們在20世紀的好萊塢沒有影響力,正如我們在出版、政治和公司最高層幾乎沒有影響力。
正因如此,單一的突破性作品本身不能創造一種豐富敘事的經濟。如果《瘋狂的亞洲富人》成功地改變了好萊塢觀察和呈現亞洲人與亞裔美國人的方法,那麼,這不僅僅是因為這部電影很好,或者至少是能盈利,而且還要歸功於幾十年來,好萊塢成百上千的亞裔演員、編劇、導演、製片人、經紀人等長期、緩慢的工作。
《瘋狂的亞洲富人》應該只是一個令人感覺良好的娛樂,它講述新加坡的富裕華裔人士的故事,並且碰巧由亞裔美國人主演。但我們沒有足夠的電影講述貧窮的亞洲人、理智的亞洲人和非華裔新加坡人的故事;還有那些想要推翻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亞洲人,正是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使那些極為富有和無知無覺的亞洲人有了這樣的生活方式,如果他們是白人,也會同樣問題重重。所以《瘋狂的亞洲富人》比只是講述極為富有的白人的故事更有意義。
對於亞裔美國人來說,如果《瘋狂的亞洲富人》成功,那就是我們所有人的成功;如果它失敗了,那就是我們所有人的失敗。生活在匱乏敘事經濟中就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能夠實現豐富敘事的經濟,那麼一部關於亞裔美國人的糟糕電影將只會是一部糟糕的電影。一部優秀的電影會很棒的,但是一部平庸的電影也沒什麼大不了。一部關於亞裔美國人的平庸電影不會扼殺什麼人的職業生涯,也不會被視為亞裔美國人的失敗,就像一部由白人拍攝、關於白人的平庸電影對白人沒什麼影響。
對豐富敘事的真正考驗是,當我們奢侈到可以拍攝平庸的電影時,就算拍出平庸的電影,我們還可以得到拍攝更多平庸電影的機會,就像好萊塢可以繼續拍攝大量關於白人、特別是白種男人的平庸電影一樣。
這是平等的一種衡量標準——平庸的權利,以及從平庸中得到回報的權利,而不是對亞裔美國人和《瘋狂的亞洲富人》所施加的那種要求,即必須出類拔萃才能被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