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衣櫃的最裡面,放著一個帶有黃銅把手和鎖扣的小紙箱,每換一個地方住,我都把它帶在身邊;搬家卡車一走,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它找個地方。箱子底部有張舊貼紙,上面寫著購買地點是羅斯百貨,售價26.99美元。除此之外,裡面只有三件包裝好的禮物,上面是我母親整齊的手寫體:「訂婚」、「結婚」和「第一個孩子」。
持有商學學位的母親,和父親一起在加州聖羅莎經營一家小型營養飲料公司,同時撫養哥哥和我,她永遠都提前做好準備。白天,她要制定營銷口號、分銷策略和五年計劃。晚上則是:泡泡浴、枕頭堡壘、睡前故事。
她和我的生日在2月同一天。每年父母都會精心策劃派對。有一次,她花了一個星期時間做了一堆摺紙魚,讓它們游過懸在我們餐廳天花板上的紙巾海藻。
我三歲那年,她得知自己已經是乳腺癌晚期患者,就立刻開始準備,研究所有可能的治療辦法:傳統的、替代的、祈禱的。她的身體裡滿是化療藥物和胡蘿蔔汁。
每天,她都會在我家長長的橢圓餐桌前坐上幾個小時,一頭烏黑的直發綁在腦後,手邊是成堆的文檔,研究那些大段大段的專業術語。
「醫學研究,」父親邊說邊把我領出房間。
她一直在尋找活下來的辦法。
我七歲那年,餐桌上的材料變了。包裝紙和絲帶取代了被她標註的書頁,她頂著一頭黑色短髮,胳膊一刻不停地忙碌著。剪刀嗖嗖地剪過禮品包裝。手指折好紙張。一刀就剪好絲帶長度。打好結時發出輕微的吱吱聲。嗖嗖,摺疊,咔嚓,吱吱。
她開始裝配兩個禮物盒:一個給哥哥,一個給我。
屋子裡有了一種節奏。由於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大腦,她的視力開始衰退,彎下腰寫標籤時靠得越來越近。
她將為我們的人生里程碑準備的禮物和信件打包裝箱,那是她將要錯過的事情——拿到駕照、畢業和30歲之前的每個生日。箱子裝滿後,父親將它們搬到我們的房間。距離我們的共同生日還有10天的時候,她去世了。
在我12歲、而她本該年滿49歲的那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箱子離我的床腳就三步遠。按照母親告訴我的那樣,我抬起鎖扣,打開了箱子。
整齊排列的禮物都用彩色包裝紙包好,就像春天剛在前院裡盛開的鬱金香一樣閃閃發亮。我打開了寫著「12歲生日」的包裹,發現了一枚小戒指,中間鑲了一顆紫水晶。一張包住禮物的白色卡片上寫道:「當我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一直想要一枚誕生石戒指。你外婆終於給我買了一個,我愛不釋手。希望你也能喜歡。生日快樂,親愛的女兒!愛你的媽媽。」
我戴上戒指,用指尖描摹她的字跡。她寫下的話穿越了時間和空間,成了連接我們的橋樑。
當我第一次來月經,卻沒辦法告訴父親的時候,母親留給我的四頁信紙(標記為「第一次月經」)給了我實用的建議:「花時間去交自己的朋友。花時間了解你的興趣所在,你的觀點和感受,尋找自己的世界觀,以及你最珍視的價值。」
我一邊讀,一邊想要穿越那帶有輕微紋理的白色信紙,投入她的懷抱。
「請盡量不要迷失自己,」信中繼續寫道。「這是充滿挑戰的歲月。當你感到困惑,呼喚我來幫忙。」
在高中畢業典禮那天早上,我從箱子裡取出了一串沙沙作響的珍珠項鏈。她在留下的筆記中說:「我們家似乎有一個傳統,女兒高中畢業時,就會收到一串珍珠項鏈。但我一直沒得到屬於我的那串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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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我的母親註定要冒險,她跳過了高中最後一年,是在商學院畢業後,她才給自己買了珍珠項鏈。她想讓我知道,這世界不止有一條路可以走,我值得被慶祝。那天下午,我戴著珍珠項鏈走過橄欖球場,接受了畢業證書。
年復一年,母親都溯時間之流而上與我相見,她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小包裹,上面系著粉紅色絲帶,貼著一張白色小卡片,寫著:「15歲生日快樂!」「16歲生日快樂!」「祝賀你拿了駕照!」「你是個女大學生了!」「21歲生日快樂!」「親愛的女兒,生日快樂!愛你的媽媽。」
每次打開箱子的瞬間,我都彷彿進入了一個共同的現實,那是她在很多年前對我們的想像。這就像一種似曾相識的氣味,一首熟悉樂曲的第一個音符,每一次,都是對她的驚鴻一瞥。
在我年紀還小的時候,打開下一個包裹就像是一場尋寶。等到長大後,我開始覺得這是一種更接近天性的東西,像空氣或社區,像祈禱。她寫下的信息仿若黑暗叢林裡的路標一樣出現在我眼前;就算她的話不能指明方向,至少還能提供慰藉,讓我知道,以前也有人曾到過這裡。
在我失去母親10年後,父親也突然隨她而去。她花了數年時間為離世做準備,但他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不在了。在他追悼會的那個早上,箱子回望著我,無話可說。她沒有為這件事留信。
我試圖召喚她的聲音,但沒能成功。父親沒留下任何線索或信件。從22歲起,我唯一的怙恃就剩那個箱子。
當我到30歲時,幾乎空了的箱子被放在我的布魯克林公寓裡,和傢具擠在一起。裡面只剩下三個包裹:訂婚、結婚和第一個孩子。它們被嶄新的紙盒和粉紅絲帶包住,期待著,等待著。
問題是,我不知道這些事會不會發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完成它們。
我已經和別人同居了三年。我不確定自己真的會結婚,但我確實處於一段忠誠相愛的關係中,無論母親對忠誠相愛的關係有什麼建議,我都想知道。現在就想。
抽出寫著「訂婚」的厚信封時,我覺得自己又回到叛逆的12歲。打開它時,我的指尖冰涼。
信中寫道:「我最親愛的小女兒,當你讀到這封信時,你當然已經不小了,但我寫信時,你還那麼小。你只有七歲,而我正面臨著一個可怕的悲劇,那就是你會在沒有我的情況下長大。」
當我把光滑的信紙攥皺的時候,我找到了她對我婚姻的期望。
「真正的婚姻,是你們以最神聖的情感構成的。一個人必須對給予和接受都足夠從容,有一種寬恕自己和另一半的能力,一種不依賴於另一半平衡的個人平衡,一種愛的超然。」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愛的超然。構成這個箱子的愛裡並沒有超然,打開箱子的愛裡也沒有超然。
「很抱歉我要離開你了。請原諒我。我知道一箱信件和信物根本不能代替我的位置,但我真的很想做點什麼,讓你未來的日子能好過一點。愛你的媽媽。」
20年來,我一直從箱子裡取出母愛,但我不知道接下來的20年是否還會有她為我計劃的人生里程碑。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打開鎖扣,跳進箱子裡問她我該走哪條路,怎樣才能發現這條路。我想問她,我為自己雕刻的人生是否符合她的期許。但我知道,這場時間旅行只有她的單行道。
看完訂婚信件之後,我把它放回未打開的包裹上,關好箱子。最後的三個祕密暫時還是祕密。也許我明天就會打開,也許是10年後,或者20年後。
知道箱子裡還剩下一點東西,讓我感到安慰。母親的禮物和信件不斷提醒著我,我已經得到了每個孩子、每個人所需要的東西:我曾經被熱烈地、奢侈地、瘋狂地寵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