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拖車將我那輛青色的阿爾法·羅密歐拽上平板時，天上驟降傾盆大雨。這輛開了30年的敞篷車再次拋錨，在擦乾手臂上的雨水時，我想，也許是時候把它處理掉了。
我丈夫很喜歡這款敞篷車，我們的孩子給它取名快樂車。但在他48歲那年死於黑色素瘤之前，他特別囑咐我們不要把這輛車當作某種紀念物。不過我還是把它留下了。我很少開它。本來我打算拿它來教孩子們開手動擋，但一直沒有這樣做。我怕他們把檔位磨壞了。
拖車一離開，大雨就停了。蒸汽從車道上升騰，折射出乍現的陽光。這是個預兆，我告訴自己。是時候放手了。我盡量不去理會突然壓在心頭的沉重。
這輛阿爾法必須拖到25英里外的一家專業修車店。幾年前，我升級了美國汽車協會的會員資格，以彌補這筆經常性開銷。我打電話給店裡，描述了這輛車眼下的問題。既熟悉這輛車也熟悉我的修理師傅說：「你不能一直放著。像這樣的車，你要麼開，要麼賣。」
你會認為我現在已經是放手達人了。
我放下了必須跟我先生在一起家庭才會幸福的想法，而他是我在過去20年裡分享每一個念頭、感受和計劃的人。當我們的女兒，然後是兒子離家上大學時，我放下了另一種幸福家庭的模式。雖然我害怕面對兩個孩子都離開的那一刻，但我也看到他們早就做好了準備。對他們而言，一次放手意味著騰出空間去抓住整個世界。即使分開，我們仍然很親密。我們不僅挺了過來，還找到了活出精彩的辦法。
在丈夫去世幾年後，我強迫自己重新開始約會時，我放下了許多關於我的人生將如何展開的先入之見。當我與陌生人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們悲慘的愛情故事讓我失去胃口。
在每週的瑜伽課上，當老師說「開始練習放手的藝術」時，我順從地放鬆了四肢。
那麼，為什麼讓我放下這輛車就這麼難呢？
幾週之後，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開始出現，那是9月一個晴朗無雲的下午，我從修理店取回了那輛阿爾法。帳單上的數字把我嚇了一跳，我開始在腦子裡構思售車廣告。但當我開車上路時，微風溫暖了我的臉頰。濕地裡盛開著一簇簇黃色向日葵，但坐在並非什麼華麗轎車裡的我，卻沒有注意到。空氣中還殘留著一絲金銀花的氣息。
我降低車速，車子緊沿著立交橋下了高速路。發動機嗡嗡作響；汽車座椅擁抱著我。雙手，雙腳，我的整個身體：全部投入。沒有擺弄手機或收音機。只有我，車子和公路。
我回到了佛蒙特州的那個秋天，在另一條蜿蜒公路上的另一輛敞篷車裡，丈夫教我踩離合器和換擋。當時我正在準備考醫學院。我們沒有錢，但我們奢侈地住了一家提供早餐的旅館。他就是這樣的人：艱難困苦並不能阻止他投身於自己所愛之事。
早期的時候，我們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輛不靠譜的車。我們最終又買了一輛更安全的車，但當丈夫開著「蜘蛛」送我們的女兒上學的時候，她笑得多開心啊！那群二年級男孩在接送車道上圍觀那輛敞篷車時是多麼興奮啊！沒有氣囊、穩定桿和金屬保險杠的敞篷——用這樣的車送孩子上學可不是個好主意。
我是那種會在孩子學滑冰時給他們戴上頭盔的媽媽。但我女兒寫了一首詩，描繪了當她和爸爸在那些飛馳時刻看到的穿透樹林的光線。我的兒女已經長成了通過自己所有感官沉浸於這個世界的人。
那輛阿爾法並不實用，保養成本高不說，還不好開。當我敞篷開車時，頭髮就被吹成鳥巢。下雨時，冰冷雨滴會從織物車頂漏到我頭上。它還不止一次讓我陷入困境。
我還是很愛它。
廣告
從小我就被教育要放棄當作家的夢想，因為創造性職業的曲折道路似乎滿是風險和窮困，而我所在的移民家庭已經受夠了這些。父母建議我最好放棄不切實際的東西，牢牢把握看得見的確定性。
我丈夫在類似的環境中長大，背負著類似的期望，但不知何故，他對什麼值得抓住、什麼應該拋棄的傳統觀念嗤之以鼻。他成了一名科學家而不是醫生，在這條難以預測的職業道路上不僅獲得了創造性的滿足，還獲得了經濟上的成功。他用部分研究生貸款去上飛行課程，後來駕駛著雙引擎的切諾基勇者飛機，帶我飛到北卡羅萊納州的奧克拉科克島，降落在波光閃爍的海灘旁的草地上，消除了安全得多的商用飛機給我製造的飛行恐懼。
他很重視安全問題。如果天氣變了，我們就推遲返航。他不會做愚蠢的冒險。但他熱衷合理的風險。
他鼓勵我繼續寫作，兼職做醫生，哪怕這意味著我們要花更長的時間來償還學生貸款。他建議學生們問一些有意義的問題，而不僅僅是那些被認為最有可能獲得資助的問題。他給我們的孩子們留下了信件，勸說他們不要因為他的命數而痛苦或恐懼。他告訴他們，要對周圍的美好保持開放心態。參與其中。當你們的媽媽遇到新的人時，正如我希望的那樣，試著對他敞開心扉。
前幾年我確實有一個新的交往對象，這出人意料地迫使我放下了過去的許多擔憂。我的伴侶有四個孩子，其中兩個比我的孩子更小，還有兩位前妻。他的孩子失去的不是一個家長，而是一些可能更具破壞性的東西：他們對深愛可能性的信念。
年紀最大的那個對任何持久關係的可能性都持懷疑態度。他9歲的同父異母的弟弟還把父母結婚照放在自己桌上，並把自己母親的同居伴侶稱為阿姨，哪怕她們已經向他解釋了彼此的關係。幾個孩子在成年後仍強烈希望離婚的父母能以某種方式破鏡重圓，這損害了他們從身邊的現實關係中尋找快樂的能力。
我的伴侶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我們剛交往時，他問我為什麼願意背負他的過去，那是他都一直希望能放下的包袱。當然，包袱不是指孩子，而是指孩子身邊那些成年人的掙扎苦痛。
我丈夫以前總說，「如果真有那麼容易，那早就能做到了。」
開著我的阿爾法·羅密歐就是對我的提醒，困難本身從沒有阻止我追求我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在開車的時候，我意識到我也可以換擋、面對危險、處理問題——以及從悲劇中走出來。我重新體驗了所有感官的快樂：觸摸、嗅聞、品嘗、聆聽，而不僅僅是被我們愈發虛擬化的世界所支配的視覺。
我被迫從中脫離：我沒辦法在開車去辦公室的同時回電話和吃午飯。沒有防抱死剎車，我得更仔細地觀察前路。這輛車可能看起來很時髦，但任何一位坐在密封良好、裝有空調的六缸路虎裡的「足球媽媽」(soccer mom)，都能輕易超過我。
我告訴自己，這不是速度的問題，而是旅程。我繼續寫作，即使我的正職意味著我得花上五年時間才能完成一本書。我和伴侶繼續向前，各自也一起努力面對業已失去的，並共同創造一種堅韌到足以承受懷念和憤怒的感情。
當我向不同的人諮詢是否應出售這輛車時，它又變成了一塊試金石。我的公婆說得很簡單：「你要管的事情太多了！」我的孩子們很傷感，但也接受了：大學、實習和工作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奔波，雖然他們喜歡那輛車，但還是有點害怕坐在駕駛座上。那會讓他們想起太多，也許，還要被比較。
我的伴侶眼含著淚水說：「你那麼愛那輛車。你丈夫是個非凡的人。」
他說，「我們能在一起我感到很幸運，我也為你們不能在一起而無比難過。」
他說：「繼續修吧。我隨時都可以和你一起開。」
關鍵也許在於，知道何時該放手，何時該堅持。